Letou出版社

本书是《兴盛与危机》的续篇。作者在兴盛一书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超稳定结构”概念后，在本书中继续探讨1840—1956年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变迁。本书继续保持了作者一贯的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的写作风格，试图超越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作者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本书文字通俗易懂，表达流畅，清晰地勾划出社会变迁的主线，并继续用超稳定结构的研究范式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书中附有百余统计图表，继续沿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历史分析工具，使得本书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学术阅读和参考价值。

书与人生

——写在《兴盛与危机》(增订本)、《开放中的变迁》再版之际 / 1


第一版序 / 1

导言：寻找历史之路 / 1

第一章超稳定系统的两种行为模式 / 

11对新历史观的渴求 / 

12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统一观 / 

13中国社会的独特组织方式 / 

14一体化结构和王朝周期性更替 / 

15西方冲击下的行为模式 / 

16各章内容简介 / 

第二章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 

21对西方冲击反应的迟钝 / 

22太平天国大动乱的历史功能 / 

23“官办现代化”的开始及其局限 / 

24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 

25甲午之战：中国大惊醒 / 

26意识形态危机的类型和阶段 / 

27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 / 

第三章一体化结构解体的逻辑 / 

31王权衰落与地方主义 / 

32清末新政：旧体制的自我摧毁 / 

33绅士城市化和新知识分子 / 

34长期趋势：宗法家族的解体 / 

35城市兴起与绅商资本主义 / 

36辛亥革命：绅权与王权的对抗 / 

第四章社会整合危机 / 

41共和国幻象 / 

42民主政治为什么失败？ / 

43行政现代化的困难 / 

44洪宪帝制流产和军阀失控 / 

45军绅合流与农村的破坏 / 

第五章意识形态更替机制 / 

51新文化运动的三个前提 / 

52批判绅权 / 

53走出传统角色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 

54突破伦理中心主义 / 

55“整体性反传统主义” / 

56在“科学”、“民主”、“白话文”运动背后 / 

57启蒙的异化 / 

58逆反价值与传统结合 / 

59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 / 


第六章中国社会的重建 / 

61开放条件下的社会整合 / 

62列宁式政党的功能 / 

63党军和北伐 / 

64工农大革命：新意识形态的传播 / 

65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 

第七章国民党及其脆弱的统一 / 

71三民主义向传统的回归 / 

72金字塔的倒砌：国民党政治结构 / 

73内忧外患下的“黄金十年” / 

74八年抗战和过度动员 / 

75泥足巨人的末路 / 

第八章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 

81共产革命怎样与中国农村关联 / 

82贫农经济与农村建党 / 

83马列主义儒家化 / 

84毛泽东思想与当代“圣王” / 

85干部队伍大扩张 / 

86逐鹿中原城乡决战 / 

第九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 

91超级官僚社会的确立 / 

92利用农业积累实现工业化 / 

93商品粮短缺和“统购统销” / 

94城乡隔离和农业合作化 / 

95市场的萎缩 / 

96政治经济一体化：放弃新民主主义 / 

第十章大历史观 / 

101解除魔咒 / 

102一体化结构的束缚 / 

103超稳定系统应付外来冲击的模型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1.1 对新历史观的渴求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时代:前80年，人类思想所显示出来的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是数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而最后20年，人类思想又远远跟不上现实。自中国对外开放，短短十年左右，中国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变，东欧、苏联共产党政权相继解体，“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达 40年的对立霍然消失。在没有预料到的现实面前，现有的社会科学和历史理论无一不受到挑战。每当社会发生巨变，自然会激起人们追究其原因的理论兴趣，并进而思考已有的历史解释是否合理。对我们来说，一个重要的课题是重新解释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现有的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六种:共产党、国民党各自的意识形态解释;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说”、“传统— 现代说”、“帝国主义说”三种模式;以及不满于上述五种解释的另一种观点，以余英时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把20世纪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他认为无论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还是“蒙古入主”对中国发展的摧残，都远不如本世纪严重。历史上文化和民间社会尚有很大生命力，大动乱后又出现了文化复兴与社会繁荣。而20世纪一连串的激进革命却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社会。〔 1〕余英时的历史感慨，无疑是来自当前中国社会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把危机根源归之于共产主义革命和激烈反传统，是港台、海外学者中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观点。如果撇开价值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余英时的看法与国共两党的解释有着一致性。余英时把当代中国社会视为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断裂，而国共两党都认为他们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旨在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因此，都可以统称为“断裂说”。
“断裂说”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释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五六十年代就愈加明显，中国发生了苏联、东欧都没有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从“文革”中期开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很像封建王朝之继续封建色彩浓厚。“断裂说”难以使这些人信服。在他们看来，传统不仅没有中断，中国危机的根源恰在于传统政治文化以新的形态出现。1989年以后，一个重读和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新探索已经开始。
西方史学界也有类似情况。据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三种解释，即“冲击—回应说”、“传统—现代说”以及“帝国主义说”纷纷受到挑战。〔 1〕。它们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这就是西方中心论。“冲击— 回应说”把中国近现代所有重大事件均看作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严重忽略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动力，越是靠近现代，这种史观越显得缺乏说服力。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晚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80年代后期出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指出，中国在百余年间，计有五次外来武装入侵，但除了八年抗战外，其余四次影响和范围均十分有限，绝不能和中国近现代史上五次内部大变动相提并论。这五次内部大变动是: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 2〕 “传统—现代说”是把西方现代化作为普遍模式，其最大缺陷是不能理解东方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日本和中国几乎是同时在西方冲击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但为何日本可以采取西方模式，而中国却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至于“帝国主义说”，它虽然在价值评估上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作为批判对象，但出发点仍是西方中心论。东方国家在近现代变迁中独特的文化、社会组织方式显然被忽略了。
柯文在检讨上述观点的种种缺陷后，呼吁历史学家以中国社会本身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他称其为“中国中心观”。虽然柯文也讲不清楚，他所指的“中国中心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近现代史观，但这至少表明，西方学者从反对西方中心论而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殊途同归。20世纪末期意识形态霸权和西方中心论退潮，使得被文化偏见或意识形态语言掩盖的真问题如磐石般地显现出来:那些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盛大文明是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如何左右它们的变迁?这需要我们以理性开放的精神再一次来探讨中华民族 150年来走过的道路。

1.2 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统一观

然而，这种探索的愿望又如何付诸实际研究呢?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论述历史研究的困难时曾这样写道:“我们能够向史前投射那种暗淡光芒简直冲不破漫长的黑暗。” 〔 1〕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一直有两个最为晦暗的领域:一个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远古，另一个则是近现代。由于远古离我们太远，缺乏足够的史料而难以把握。近现代则因为离我们太近，有太多具体事件，太多史料，人们不是迷失于烦琐细节，就是囿于参与社会事务而被束缚于特定时代的价值判断，把树木夸大为森林，使理性之光难以穿透。历史观的形成，往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一种距离，才能发现当时不易觉察到的历史事件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时间则是对人们的现实感情的无情洗练，历史学家可以从过分强烈的价值判断中走出来。可是，对于今天尚生活在其中或离研究者只有咫尺之远的近现代史来说，要靠时间或距离感来达到对细节和事件的价值判断之超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当代人越过时间与空间的障碍，这就是尝试去建立一种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演变的统一观。
确切地讲，我们先通过对近代以前历史的长程研究，总结出中国社会在大时间尺度上呈现的结构特点和演化模式，然后再将它放到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中去考察，看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形变。可以把这种研究方法比喻为“历史望远镜之倒转”。通常，近现代史研究把中国150年来的社会变迁分作若干阶段，专家们尽可能熟悉每一段的各个方面，这犹如用放大镜和望远镜详尽地考察每一个细部。如果我们将望远镜倒转过来，就会出现一个相反的效果:历史事件的细部消失了，对象远离了我们，视野却大大扩展了，使得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联系显现了出来。我们获得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近现代社会演变与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基本结构浑然一体。我们面前，是一条整体的历史长河，它时而峰回路转，时而波汹浪急，时而坦荡浩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文明从未中断过的大国，它内部有一种极强的整合力，因而它的宏观变迁将主要取决于内部结构的制约。它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前的行为模式和受到冲击后的变迁路向，一定存在内在关联。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解释中国近现代一系列巨变，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以及最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总不能将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行为模式割裂开来的。同样，古代史专家在津津乐道于中国封建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巨大差异，并用此来解释中国文明为什么在近代前一直遥遥领先时，也不应忽略他们的史观是否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确实，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考验，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解释的逻辑一致的诉求，可以使我们超越时代近视和意识形态的屏障，获得一种历史洞察力的解放。我们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的假说，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首先，我们通过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以及其他封建社会）的宏观对比，指出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存在两个最独特最鲜明的现象:一个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停滞性。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一直到清朝，虽然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但社会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这正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一种社会结构能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保持基本不变，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罕见。另一个重大现象是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中国社会都要发生一次社会结构毁灭性的崩溃，然后又奇迹般地重建。几乎每个王朝末期都有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爆发，在动乱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丧失，几百年发展中积累起来的进步（财富）连同腐败（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在动乱后，和旧王朝类似的新王朝很快又在残破的废墟上重建。一个系统通过周期性崩溃遏制进步和演化，长期保持特定的组织形态，这正是超稳定结构所具有的属性。我们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正是从社会宏观组织方式出发，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揭示周期性大动乱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 1〕
简而言之，这种超稳定系统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比世界上其他农业文明更强大的组织能力。每个王朝鼎盛时期，都呈现出高度繁荣，取得了在古代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但是，也正是这种组织方式造成了它在演化中的动态停滞。西方社会却在不断演化，一旦它长驱直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国也就由先进转化为落后挨打。那么，能否用超稳定系统假说来研究中国社会近现代的演变呢?我们提出这一假说时，有一个特殊限定，即古代中国社会处于与世隔绝的相对孤立状态。在这个条件下，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方式才表现为较为单纯的周期性崩溃—修复的行为模式。我们发现，只要改变这一前提，当中国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再也不能保持其相对孤立状态时，那么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组织方式将和外来影响结合，塑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特有方式。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现象，正好是超稳定系统在近代对外开放、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条件下的变迁模式。

1.3 中国社会的独特组织方式

我们的整体研究方法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首先是根据中国传统社会重大历史现象去寻找制约它的深层组织结构，通过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整合方式，指出它在相对孤立条件下是如何规定古代史基本特点的;其次是把这种组织方式放到对外开放条件下去考察，以阐明近代社会变迁与传统行为模式的联系。
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它在数千年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农业社会的整合。因此，只要把社会组织分成上、中、下三个层次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在这三个层次，中国社会均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组织方式。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组织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从秦汉到清朝，各个朝代官僚人数不等，但大都保持着几万到十几万的规模。（注一）它们服从中央号令，执行对辽阔地区的行政管理，很少出现分裂和闹独立。在以小农经济为特色的传统社会中，各个地区缺乏有机的联系，要维系统一的官僚机构极为困难。马克思（Karl Marx）曾根据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指出，封建社会的组织者常常被束缚于领地，全社会几乎不存在一个游离于土地之外可以建立广泛社会联系之阶层，从而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 1〕布洛克（Marc Bloch）在其名著《封建社会》中也讨论了封建社会政治组织的异化倾向，指出其典型形态———封臣制会不断退化（Alienation）。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意味着封建社会政府各级管理者演变为世袭贵族，它导致统一政府之解体。（注二）西欧统一王权的出现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中的产物，有效文官系统的建立是更近代的事情。那么，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又是如何克服马克思和布洛克所形容的组织困难的呢?
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一个不甚强调身份等级并与土地相对游离的士阶层。到秦汉时期，他们所信奉的儒家意识形态日益完备并占主导地位。中国之所以能在秦汉以后维系大一统农业帝国的稳定，是因为设立了一种用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从而可以依靠士阶层作为大一统国家的组织者。（注三）用意识形态标准选官，就是把信仰儒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的儒生———制度化地转变为国家官员。这种官僚机构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防止了官僚世袭，演变为贵族领主。儒家意识形态中维护皇权大一统的信念，促使儒臣主动服从中央。中央政府依靠意识形态整合力保持着统治辽阔地区官员之间的互相合作，以防止分裂。（注四）
两千年来儒生阶层一直是这个超级大国的主要组织力量，用儒家意识形态标准选官的制度不断完善，从秦汉的推举，到隋唐已定型为科举制。清代科举制已极为成熟，当时凡读书人必经童试，每次选拔25，000名，称为生员（秀才）。生员三年一次乡试，大抵每科新中举人约1200人，其中一半可得到官位。举人三年一次会试，各科进士在200～300人。清朝会试共112科，取进士26000 余名。〔 1〕正是这些人组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骨干。据何炳棣（Ping-ti HO）统计，明清两朝进士中有42.9%的人，其家庭是从没有取得功名的。这说明，科举制是用意识形态标准而不是身份、等级、财富标准选官，有效地防止了官僚世袭蜕变，保持了官僚机构人员的开放性。〔 1〕李国祁等对清朝五万余名地方官的任期作了量化分析，发现50%的地方官任期只有一年左右，75%～80%任期在三年以下。〔 2〕官员具有高度流动性，表明中央王权对官僚的控制相当有效。
一个由数万名官员组成的统一政府只实现了社会上层的整合。如果只有这种上层组织，还是不可能把一个巨大农业社会整合起来。与历代王朝类似，清王朝官僚机构末梢到县级为止，平均每个县只有五名朝廷命官，但要管理约二十五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事实上，五名官员不可能执行税收、治安等一系列政府行政管理功能。要实现广大农业社会之整合，还必须依靠中层组织同上层官僚组织的有效配合。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层组织方式是县以下的地主乡绅自治。本来，地主（领主）统治农村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共通的。由于地主（领主）对农村之统治常常造成各个封建领地割据，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封建国家极难实现农村社会整合。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绅士却与之不同，一般说来，他们不仅不同政府对抗，相反，是与政府合作，帮助政府执行管理农村之功能。中国封建社会之地主缙绅，不是一般的地主和领主，他们大多也是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不少人从小饱读诗书，甚至有低级功名，有的本人就是退休官员。缙绅阶级按照儒家意识形态原则行事，保证了他们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在政府管理基层各类事务中，如征收赋税、调解民事纠纷、承办公共工程等，地主缙绅都扮演着地方领袖的角色，而官方则以“一食廪，二免丁粮，三地方官以礼相待”等百姓没有的特权，作为对他们为政府效劳的回报。〔 1〕中国封建社会在农村存在一个信仰儒家意识形态的地主阶级，他们 “官于朝，绅于乡”，实现乡绅自治，使得社会组织中层和上层官僚机构有效地衔接整合，起到沟通官府与民间的作用。（注五）19世纪嘉道年间人士姚莹说过一句话:“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 〔 2〕这句话十分形象地表明了缙绅地主如何发挥了把官僚机构的功能向民间延伸的作用。
我们把县以下缙绅自治作为中国社会组织之中层结构，它的组织规模有多大呢?据张仲礼研究，19世纪缙绅阶层的总人数（包括生员和监生）在110万到140万之间，这个数目比全国官僚人数大了数十倍，但也仅占总人口的0.3%，连同其家属也不过550万～ 700万人，占总人口1.3%～1.9%。〔 3〕对三亿人的农业社会来说，他们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广大农业社会之整合，还必须有某种更基层的社会组织。众所周知，宗法家族和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日本学者片山岗研究清代图甲制时考察了许多族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从雍正到清末两百多年的图甲表中，总户户名使用同一个人名字的现象相当普遍。〔 4〕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那么长，户名只不过是社会基层单元组织之代号。中国历史上，宗法家族家庭与社会中上层组织实现了衔接。本来，家族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形态，它与国家组织存在天然矛盾。但中国宗法家族组织已不是简单的血缘团体，而是以儒家伦理为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基础单位。儒家意识形态以伦理为本位，把国家看作家庭的同构体，有效地消解了宗法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的对抗。
中国的宗法组织内部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族长、家长握有支配财产、执行族规家法、决定同族人公共事务的大权。清代有谚语云 “国法不如家法”、“乡评严于斧钺”，形象地刻画出了宗法组织在基层对每个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宗法组织也能够和政府管理衔接，宗法族长、家长往往把监督族人完课税、服役、承办官府事务作为自己的要务，宗法族长往往由本族中辈分高又识字的人来担当。（注六）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就通过上层国家机器———大一统官僚机构达到每一个县，再以乡绅自治为中介，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家庭，实现了一个超级农业社会之整合。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组织机制的特征是:儒家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从而把三个层次联成一体，使三者能互相协调（图1.1）。为了把握这种组织方式的特点，有必要提出两个基本概念。我们把人们信仰某种意识形态并将其规定的原则付诸于实践，称为意识形态认同;（注七）当一个社会各层次组织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各层次组织骨干由认同统一意识形态阶层或集团充当时，这种组织方式称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包括政治结构一体化），简称一体化。（注八）很明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因此，我们称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或“传统一体化结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整合方式。（注九）图1.1 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三个层次。

1.4 一体化结构和王朝周期性更替

认同社会组织必须依靠经济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资源，当社会组织结构不同时，它的经济系统也不同。那么，与中国封建社会 “宗法一体化结构”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又是一种什么形态呢?
首先，大一统官僚机构需要足够的税收作为庞大的行政及军事开支，同时还需要社会提供足够的兵源和服劳役者。在农业经济中，只有自耕农才能为国家提供足够的税收、兵源和劳动力。因此，中国社会的经济体系中必须存在大量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一体化结构中下层组织也须有经济支持系统。缙绅实现乡自治，帮助国家管理农村，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实力。宗法家族也需要有族田收入来支付社会基层组织活动的开支。这两个层次虽作为国家官僚机构管理功能之延伸放大，但性质上却是民间社会，政府不可能拿出钱来供养这两个组织系统。实际上，一体化中下层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成分。地主的存在，必须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缙绅不仅是地方精神领袖，也是富甲一方的地主。由于一体化结构中下层组织比上层组织庞大，农业经济产出中大部分用作中下层组织的资源。清代缙绅阶级不足全国总人口的2%，但他们却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3%，〔 1〕其中，19%靠官职和主持公共事业所得，相当一部分（34%）来自土地收入。〔 2〕（注十）
农业经济中主要由自耕农、佃农、地主等成分组织的结构，可称为地主经济。供养一体化组织的三个层次，需要严格保持地主经济形态，地主和自耕农必须有适当的比例。当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自耕农急剧减少时，国家税源、兵源也将随之骤减，这时为了维持一体化官僚组织的生存，税收和劳役又不得不加到土地数量日益减少的自耕农，甚至是无地佃农身上。农民的负担就会随土地兼并而不断加重。当自耕农减少到一定限度以下，农村经济在地主与政府的双重压力下崩溃，往往会引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盛大王朝初建之时，自耕农相当多，往往占总农户的60%～70%:到王朝后期，自耕农越来越少，当他们只占总农户的30%以下时，社会大崩溃也就来临了。
不仅地主经济中自耕农和地主的成分要保持适当比例，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也必须保持在合理的结构中。（注十一）大一统官僚机构是社会管理系统的主干，它以郡县城市作为自己的基地。为了保持社会上层组织之稳定，必须维持作为首都、省会、府县衙门所在地的大小郡县城市的繁荣。城市仅仅是一体化官僚组织所在地，实现对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乡绅自治和家族组织的主体———缙绅地主和儒生，则大多数住在农村。一体化组织的种种制度是以农村为重心的。广大中下层儒生在乡间过着耕读生活，科举制以读书人的籍贯乡里为配额选拔单位，乡村不仅是士大夫阶层生活和精神关注的中心，也是培养这个担负社会组织功能阶层的温床。为了实现一体化上层官僚组织的管理功能向农村基层的延伸，广大儒生必须住在乡间，成为中下层组织之骨干，我们称这种状况为中国社会组织（动员）的乡村中心。一旦城市过分发达、商品经济过分繁荣，土地兼并就会随之加剧，导致自耕农破产流离，流入城市做佣或成为流民，地主也纷纷搬进城市，乡间控制网减弱，整个社会组织的乡村中心就会动摇。为了保证一体化结构乡村中心组织模式，城市发展和商品经济必须得到控制。一般在一个盛大王朝建立之初，城市人口在10%以下，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到王朝鼎盛时期，城市人口可达20%以上，但王朝后期城市恶性膨胀则意味着经济结构和一体化适应性的破坏，它往往是大动乱的前兆。（注十二）
显而易见，经济结构是不可能自动地达到这种理想平衡状态。一体化结构的确立，还必须包括利用官僚机构和意识形态对经济组织进行塑造、调节，尽可能保持它处于理想平衡状态。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组织方式，可以概括为图1.2所示的一体化结构与经济的耦合，它是由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互相维系、互相调节的体系。图1.2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模式。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中国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内部，这就是如何保持三个子系统处于良好耦合状态。社会结构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可以用两重调节机制来概括:第一重调节机制是社会结构在稳定时期的行为，其目的是通过一体化有意识地调节来保持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如为了保证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不仅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也成为广泛渗透基层对百姓实行教化的理论依据。在政治上是强化大一统官僚机构，防止官员腐化。经济上则实行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尽可能抑制土地兼并，既保证中央财政有充分收入，又使地主乡绅有经济能力充当地方领袖。一体化结构在社会稳定期的行为模式通常称为“仁政”。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出于对社会组织方式的理解，自觉地强化一体化结构、以保持整合社会之行动。清朝中前期在这方面表现极为出色。国家的农业税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地主经济高度繁荣。清政府通过调节赋役、蠲免钱粮、摊丁入亩政策和法令，有效地控制了地价几涨几落，尽可能抑制土地兼并。〔 1〕太平盛世时期，郡县城市和商业相当发达，但城市人口一直受到控制，清初城市人口只占6%～7%，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估计，两百年后即1843年长江中下游城市人口仍只占7.4%。〔 2〕社会一直保持着乡村中心。
但是以第一重调节机制为特色的行为模式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一体化结构的各种调节功能会如铁在空气中氧化、刀在使用中变钝那样慢慢失效。失效的原因是一体化结构自身的异化。一体化结构的各种调节功能对自身的腐败和由调节制造出来的社会弊病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将调节机制的异化称为“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中国封建社会无组织力最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吏治腐败，另一种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各个王朝中后期，无组织力量由于积累而加速增长，最后如癌症般吞没一体化结构，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整合瓦解，社会宏观行为模式转化为全社会崩溃性大动乱。由于社会整合是被无组织力量增长破坏，而社会解体的大动乱恰好存在有效清除无组织力量之效果，大动乱就成为一种调节机制。农民大起义打击地主，使土地兼并得到缓和，贪官污吏得以清除。城市是在动乱中受破坏最大的地区，儒生绅士在动乱中纷纷离开城市返回乡间。而儒家意识形态和宗法家族是大动乱不能破坏的，于是在动乱消除无组织力量后，儒家意识形态认同再次成为社会三层次重建之基础。我们看到社会结构的修复，一个新王朝迅速重建。这种由乱而治之过程，我们称为超稳定系统第二重调节机制。
第二重调节机制作为中国社会在大动乱时期的行为模式，它由无组织力量引发农民起义、动乱打击杀伤各种无组织力量、儒家意识形态认同在大动乱清除无组织力量后再次发挥作用、一体化结构修复等环节组成。它通常以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为结局。但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农民大起义虽有效地杀伤了无组织力量，但却未能推翻中央政府，其后果则可能是原有王朝的中兴。中国自秦以后进入超稳定系统，到清朝两千多年中间共经历了11个大的王朝，在每一个王朝末期，我们差不多都能看到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农民大起义清除了无组织力量，使得社会结构有恢复的可能。在清朝，第二重调节机制也十分典型，到18世纪中叶，清王朝已被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折磨得衰弱不堪，终于在1851年初引发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大动乱以极为残酷的方式缓解了19世纪中后期的人口———土地危机。太平天国起义虽没有推翻清王朝中央政府，却以席卷半个中国之势横扫清王朝的地方政府，大大清除了无组织力量。大动乱中，儒家意识形态认同在各层次发挥作用，重新修复一体化结构。以“湘军”、“淮军”为首的缙绅领导的地方武装取代了朝廷的“绿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后，在社会基层和中层再次建立地主缙绅乡自治，巩固了宗法家族。在社会上层，一大批新兴儒臣和儒将进入官僚机构，特别是地方政府。历史学家将经过太平天国大动乱后的清王朝结构性调整称为 “同治中兴”。它表明在第二重调节机制作用下，一个腐朽的王朝即使不被新王朝取代，也会出现一体化结构的复苏。
总之，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它具备能有效克服内部危机的双重调节机制。只要社会危机来自内部，这种双重调节机制交替起作用，中国封建社会运行的典型模式，也就呈现出周期性王朝更替与儒家意识形态和政治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的长期延续。那么，当中国社会所处的相对孤立封闭状况被打破，这种组织结构不得不对外开放、受到工业文明冲击时，它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呢?在近代，对外开放与相对孤立的最大不同，是社会危机同时来自内部与外部。对外开放时的行为模式由一体化组织方式如何应付内部和外部挑战所综合决定。

1.5 西方冲击下的行为模式

早在中国遇到西方工业文明不可抗拒的冲击前夕，龚自珍就以盆景中的梅花为比喻表达了对日益衰弱的中国社会的忧虑。他在《病梅馆记》一文中主张“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预料被束缚在盆中的梅花必定会恢复欣欣向荣的生机。也许，龚自珍已敏锐地感到中国几千年来相对孤立的状态即将打破。但是，一个长久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生命能否适应开放的环境呢?这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传统一体化结构是在相对孤立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的全部功能基本上是针对实现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整合而设立，在对外开放、碰到近代工业文明冲击时，它立即显示出一个不可克服的内在悖论:当它力图保持社会组织三个层次整合，在这一前提下去学习西方时，其后果必然是现代化的失败，传统一体化组织会中断现代化历程。一旦由政府全力推行现代化事业，代价则是传统一体化整合方式的解体，社会面临日益严峻的内部整合危机。（注十三）
分析图1.1所示的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体化结构依靠上、中、下三个组织层次保持农业社会之整合，这三个层次之协调必须依靠统一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如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同时强调保持社会整合，那就不能改变政治组织方式和触及意识形态认同，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只能被严格限制在器物层面。大一统国家是通过缙绅乡自治和宗法家族将政府的管理功能延伸到基层农村，地主作为一体化中层组织主体，他们是全社会农业产出的最大占有者，国家通过征税来集中财力物力，地主总要先占有大量农产品，又要在为国家服务时中饱私囊，国家所得并不太多。如横征暴敛，则基层可能因动员过度而崩溃。传统国家收入差不多已达到这种社会结构经济动员能力之极限，国家无力把农业收入转化为国防和其他现代化事业的开支。即使器物层面现代化也会因为缺乏经费和与一体化组织矛盾而慢慢停顿。借用黄仁宇的比喻，传统一体化结构三个层次如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官僚机构是上面一块又大又硬的面包，浮在农业社会之上;社会动员必须通过中下层组织，但中层恰如夹在中间的肉，它的组织结构松弛;而下层则是一块代表宗法组织的硬面包，唯有通过意识形态认同将三个层次联系起来。而意识形态的各种功能均以克服内部整合困难为主，社会组织动员也以农村为中心。这种组织方式对于保持农业社会整合和基层稳定十分有效，但现代化是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事业，这三个组织层次既不能动员农村的人力物力进行现代化积累，也不能实现向以城市为组织中心之现代社会转化。当政府不把社会内部整合放在首位、全力推行现代化过程时，就会立即造成一体化结构三个层次的断裂。
19世纪中叶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变迁的主线恰恰是传统一体化结构这一内在悖论的展开。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传统一体化结构在尽量保持内部三个层次整合前提下去应付西方挑战，结果没有达到现代之目标。1895年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在严重的亡国危机面前，中国儒生普遍觉醒，开始了一个全面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推动现代化的历程。这就是1895年后的一系列改革和新政，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传统一体化结构的解体却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清政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尽量想保持社会整合，如维系儒家意识形态的权威，使各项政治经济改革不和一体化组织冲突，但是现代化需要地主绅士把来自土地的收入投资于现代企业，需要选拔在城市新学堂念书并了解西学的知识分子为官，它和一体化结构三个层次的整合有着结构性矛盾;这些措施立即导致一体化三个层次的互相冲突。例如，废科举和地主绅士投资办工业促使绅士、知识分子由乡村流向城市，造成绅士城市化潮流。本来，儒生作为一体化结构的主体，主要生活在乡村，他们是一体化中、下两个层次的组织者，担负着一体化上层组织向基层延伸之功能。一旦他们向城市流动，一体化中下层组织空虚，传统缙绅乡自治破坏，宗法家族就不再成为国家在基层功能之延伸，农村一天天混乱脱序。另外，中国的郡县城市是各级政府所在地，绅权主要被限制在县以下的乡村，现在绅权进了城，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扩张，于是引发了绅权和王权的冲突，中国发生了城市化绅权联合革命党反对王权的辛亥革命。传统一体化结构三个组织层次整合解体，中国面临严峻的社会整合危机。
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整合危机会引发相对孤立状态不可能有的后果，这就是意识形态更替。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这种整合方式中，社会组织被当作意识形态的规定蓝图的实现，那么社会危机一定会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但是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普遍危机大多是由无组织力量泛滥造成的。无组织力量作为一体化结构调节功能的异化，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均可以归结为没有真正有效地推行正统意识形态之故。吏治腐败、乡愿流行常被理解为君王和儒臣忽视了圣人教导的道德政治原则:土地兼并带来的危机更证明“仁政”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之重要。于是，憎恨贪官污吏、捍卫正统意识形态之热忱得以激发，危机反过来强化了社会对儒家意识形态之信仰。因此，在与世隔绝条件下即使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整合解体，出现大动乱，人口杀伤一半以上，儒家意识形态依然屹立，成为建立新王朝之蓝图。
但在对外开放、工业文明冲击的条件下，社会危机并非单纯地由无组织力量泛滥引起，它再也不能单纯地被归为没有实行儒家理想社会的原则了。社会组织不能应付外来挑战之危机会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成为人们怀疑检讨旧意识形态之理由。意识形态既然是社会组织合理性之依据，它就必须对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危机负责。防卫现代化的失败会引起对意识形态内容的认同危机。一体化组织实体全面解构会带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
形象一点讲，超稳定系统在相对孤立和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一体化关系构成了儒家意识形态认同自我封闭、自我肯定之循环。人们根据意识形态设计调节现实社会组织，当社会组织出现危机时，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反过来使人们强化对儒家意识形态的信仰。而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封闭的、自我肯定的循环就会变成对旧意识形态的否定。但无论是对旧意识形态的自我肯定还是否定，在超稳定系统的组织方式中，只要把现实社会理解成意识形态规定的理想社会之实现这种观念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旧意识形态被全面抛弃，社会发生严重整合危机时，就会出现对新意识形态之需求。各种解决社会危机之观念会重新汇集起来，建构或接受新意识形态。超稳定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应付外来冲击的方式，这就是社会整合危机最后会引起意识形态更替。一旦系统找到新意识形态，社会又可能通过新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组织起来，我们可称其为建立新一体化结构。
1911年清王朝瓦解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内在逻辑的展开。当中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军阀割据局面时，爆发了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无论新文化运动看上去有多么复杂，都有着创造和追求新文化的含义，但从宏观的结构与历史功能来分析，它正好是一次意识形态更替运动。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抛弃儒家学说后，迅速认同了两种新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国出现了以新意识形态认同为基础的列宁主义政党。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社会整合的主导力量，它们共同扫平军阀。1927年后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以新意识形态认同为基础的政治结构，社会开始重新由分裂走向整合。只要我们进一步分析社会整合过程展开的顺序，就会发现，它和建立如图1.1所示的一体化结构存在形式上的类似性。差别在于两种新意识形态都不同于传统儒家，基于新意识形态认同之组织逐渐填补社会整合必需的三个层次。
首先取代儒家正统的是三民主义，1927年国民党在建立了一个以三民主义认同为基础的统一官僚机构后，就力图把这种官僚机构向下延伸，以代替原有一体化结构中已解体之中下层组织。但三民主义是一种弱势新意识形态，它的组织力动员力不够强大，国民党一直缺乏管理基层农村之干部，无法把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之上的官僚组织深入到农村基层，它只实现了社会上层和中层的部分整合，而不可能把这个巨大的农业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结果无法与马列主义竞争，终于丧失了在大陆的主导地位。马列主义是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社会动员力的强势意识形态，共产党可以利用农民干部认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地把建立在新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上的官僚组织深入到每一个自然村，从而具备更大的组织力量。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标志着新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三层次一体化之实现，中国社会整合完成。由于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可以用官僚组织代替传统一体化结构中的乡绅自治和家族组织，因此现代国家比传统社会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这一巨大动员能力的第一次显示，是中国新政权一建立竟能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相抗衡，并开始了一个由国家吸取农业资源、将其系统转化为建设投资之工业化过程。中国近现代变迁虽然复杂，但却可以看到一条主线，这就是传统一体化结构不能适应西方工业文明冲击而解体，然后通过意识形态更替建立一种可以对抗这种冲击的新一体化结构。
以上简述只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很少谈及经济，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宏观变迁还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经济的耦合。这种耦合关系表现在一体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控制以及经济为一体化组织提供资源两方面。在封闭条件下，与传统一体化结构耦合的是地主经济。没有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地主经济在封建社会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它会向领主经济退化。一体化结构的建立和解体一定伴随着经济结构形态的变迁。魏晋南北朝时，中国面临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冲击，传统一体化结构一度因佛教冲击和少数民族南迁而失灵，中国社会的地主经济开始退化到类似于西欧、日本封建社会那样的领主经济中去。魏晋初期，自耕农农奴化，郡县城市和商品经济衰落。只有等一体化结构恢复，它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才再次发挥作用。隋唐帝国时期经济结构就再次由类似于领主经济形态转化为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超稳定系统在西方冲击下对外开放，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主线为传统一体化解体，系统实行意识形态更替后建立了新一体化结构。经济结构经历了一个从传统一体化结构耦合中解放，又转入和新一体化结构耦合之过程。
和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在近代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近代工业经济之成分一直在增长。正如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经济形态取决于一体化结构调节一样，现代经济成分以什么形态存在，也和一体化结构是否解体有关。传统一体化解构之前，中国发展现代企业，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特别是在洋务运动期间，新式企业大都以官办形式存在。一旦一体化组织解构，近代经济发展不受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对外开放又使得它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趋同，互相交往，便呈现为自由资本主义形态。因此，在传统一体上解构、中国实现意识形态更替时期，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时光，经济结构变迁之主线为国内外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增长。图1.3为中国出口货物与国内贸易情况，从1890年到1930年前呈一递增曲线。〔 1〕1927年国民党建立了新一体化结构，开始利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机构控制经济，经济结构中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愈演愈烈。加上抗战的影响，我们在图1.3中看到自由资本主义之衰落。随着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经济结构又进一步演变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结构之演变只是超稳定系统三个子系统在对外开放中整体演化模式之一个部分而已。
图摘自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1984 年第2期。图1.3 1860～1940年国内市场的变化（以1900～1905年为100）

1.6 各章内容简介

总之，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均是其独特社会结构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来自内部。一体化结构只需应付内部挑战，它具有双重调节机制。在其作用下，系统的行为模式是封建王朝的建立、发展以及崩溃以后的再修复。中国对外开放，碰到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社会危机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不变，系统将难以适应内部整合与对抗外来挑战的双重压力。于是，只能通过用更换意识形态来适应开放环境。变迁模式表现为:传统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这样三个阶段。意识形态政党、党军、党国虽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事物，但它的功能却如乌龟长出甲壳一样来保证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不受开放环境之干扰。新一体化结构用官僚组织充斥一切组织层次，也就有着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对抗外来冲击。虽然新一体化结构在深层组织方式上和传统一体化类似，但是其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又不同于儒家，这就造成新一体化结构在形态上和传统王朝相似而不相同的奇怪局面。
我们在《兴盛与危机》中提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是从系统的组织方式不变的机制来定义“超稳定结构”的。即超稳定结构是一种用周期性动荡来清除一体化结构在调节中释放出来的无组织力量，以保持这种组织方式的长期稳定的构制。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不得不开放，传统一体化结构再也不能保持不变了，但系统却呈现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它用意识形态更替来建立新的一体化结构以适应工业文明冲击下的新环境。这种行为模式使得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组织方式继续保持下来，呈现出中国社会深层结构巨大的历史惯性。因此，我们仍可称其为超稳定结构。
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只是一种假说。科学假说和思辨哲学的历史观的最大差别在于，它不仅仅是去建立一座与逻辑一致的大厦，还要铺一条由事实组成的可以让人们走到那里的大道。下面我们将用历史事实来展示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各个行为环节。第二章写洋务运动，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用传统组织方式以实现防卫现代化之尝试，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带来对儒家意识形态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国出现了局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接下来用三章展开超稳定系统防卫现代化失败后，如何出现一体化解构和意识形态更替之过程。第三章写局部意识形态危机对社会组织的反作用，即意识形态在社会观、哲学观层面上的变化会导致一体化上层组织———大一统王权和官僚机构的解体，这就是戊戌变法后的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第四章指出，当传统一体化上层组织解构时，由于中国仍深陷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之组织方式之中，西方民主制度和议会组织和一体化中下层组织脱节，无法捏合在一起，民主共和国只是一个注定破灭的幻象。一体化解构带来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整合危机，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不可避免。它的后果是导致社会彻底抛弃旧意识形态。第五章写新文化运动，力图向读者展现为何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会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并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两种新意识形态和传统意识形态深层结构存在什么样的关联。第六章通过描述国共两党兴起和北伐，刻画新意识形态在开放条件下是如何进行社会整合的，为了达到意识形态认同必须创造或引进哪些新组织形态。第七章写国民党建立的新一体化结构如何因抗战和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衰落。第八章揭示共产党整合模式怎样与农民战争相结合，最终赢得政权。第九章分析共产党建立的一体化结构，我们证明，与其相应的只有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方式，新民主主义被放弃是必然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形态。第十章论述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对外来冲击反应模式和近百年来社会变迁的类似性，并提出一种大历史观，以实现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统一。
我们希望读者能以足够的耐心和我们一起进入这一至今还是被意识形态帷幕笼罩着的迷宫。只有历史发展的逻辑得到科学理性的阐述，一个民族心灵才能真正开放，历史的代价、悲哀、愤怒才能得到平息。从此，过去不再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它将成为后继者可以通过它最终超越历史的智慧之路。

1989年8月盛夏，我们开始写作本书时已经考虑到研究和写作的艰辛了，但依然没有料到要拖到今天——1993年8月——书稿才能付印。又是一个盛夏，我们办公室窗外的青竹、门口池中的锦鲤，同四年前一样充满勃勃生机，时光却在我们埋头写作中不知不觉流逝过去。写作期间，几度春秋，数易其稿。完成这本书成为我们这几年生活的一个目标，它像隐蔽在浓雾中的一座高山，吸引着我们，令我们备尝攀山时的兴奋、疲劳，失去方向时的困惑、沮丧。今天，在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同时又有告别一个老朋友般的空虚和惆怅。

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存在表达的困难。困难不仅在于如何更准确、更概括地阐述内容，而且还在于必须照顾到一般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的不同要求。为了便于阅读，本书各章均由正文和批注两部分组成：正文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论述主线：批注在正文中用〔〕标出，是讨论细节或引申出来的学术问题，有关文字叙述则放在各章正文以后。本书吸收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近代中国社会宏观变迁论点的证据和细节。这些成果多以简明的图表收入各章正文和批注。因此，本书附录中除了索引和参考文献之外，还列出全书百余个图表的目录。

任何一本书的写作，总包含着比文字所能表达的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是人追求真理、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体验和经历，也包含着支持这种探索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没有香港中文大学为我们提供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我们在四年中要完成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感谢香港“大学及理工资助委员会”(UPGC)资助本书的打印和研究助手费用。朱英先生曾校订过本书的前四章；庆源先生认真地查核了全书引用的材料、通校全书，大大加快了本书的后期工作；李洁儿小姐近一年多来不厌其烦地录入我们写作过程中不断修改的文稿；张素芬小姐制作了本书封面；孙立川先生做了部分编校；吴江波先生安排本书制作出版；郑会欣先生作了最后的编辑工作。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张玉法先生和陈方正先生。今年5月，我们征得张玉法先生同意，将本书初校寄到台湾，7月下旬就收到张先生的回函。张先生在百忙中通读了三十余万字的书稿，并在史实和编辑两方面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在定稿时采纳了这些意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作为我们的好友，四年来一直关心我们的研究、写作以及本书的出版。特别是在书稿初校出来后，方正兄每周细读一章，校样上随处可见方正兄批阅的文字和勾勾画画的痕迹。大到各章各节的论点，小到文字叙述表达、标点符号使用，方正兄都认真提出具体意见，然后与我们逐章讨论，无疑对提高全书质量大有裨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外出书前就征求专家和友人意见。可以说，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难忘的经验。

金观涛刘青峰

1993年8月20日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